韩之先与周同姓，其后苗裔事晋，韩武子被封於韩原。（韩城县西南）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三家分晋后，韩贞子都平阳，韩武子徙宜阳（今宜阳韩城镇），韩景侯又迁阳翟（今禹州市）至哀侯2年（公元前375年）灭郑，又徙都新郑（今新郑市），韩在郑经三侯五王，至韩王安九年（公元230年），秦灭韩，在郑立都145年。由于战国时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新郑地下所藏战国时期的遗迹遗物更为丰富，考古所见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一、韩宫城及宫庙遗址的发现

　　韩灭郑后，因袭郑以西城为内城的旧制，在西城的中北部一带重新修筑了宫城和宫庙建筑。1995年4月至8月，我们在褚庄村北发现了宫城之西墙。墙基南北向，清理长度 50米，基宽2.5米，为夯筑，城外有护沟，在这段墙基北部发现一横穿墙基的大型排水设施。排水管道为5角形，可互相套接。管道直通墙外护城沟内，临沟一节管道下，用两块长方形石板竖起支撑着管道，以避免流水冲刷管道下泥土。说明这些设施都是精心设计和施工才建成的，也是目前已知的最大而较完备的排水设施之一。发掘期间我们又对西墙未发掘部分进行探查，方知西墙向北直抵西城北墙，向南入褚庄村内（21）。根据这一线索，1996年，由新郑市文管所对韩宫城进行调查，发现韩宫城接近正方形，西墙北起西城北墙，南至褚庄村内秦万军住宅止，长650米，厚1-3米，东墙在阁老坟冰井遗址以东150米，南北走向，北与郑城北墙连接，残长350米，基宽2米左右。南墙距郑城北墙650米，东西走向，残长200米，复原长度为630米，基宽2米左右。宫城总面积为409500平方米。在城址内分布有大小夯土建筑基址50余处，最大的长54米，宽36米，面积为1944平方米，最小的长7米，宽4米，面积28平方米。在宫城中部偏南还发现一条战国时期的东西大道，路宽5米，是用碎陶片和粘性土筑成，质极坚硬，路面亦较平。路穿过墙体的缺口，当为城门。这一发现对于研究战国时期郑城和宫殿布局、城内交通、排水系统等都无疑是非常重要的（22）。

二、韩国宗庙遗址

　　1977年4-5月间，在郑韩故城西城中部偏南侧，地下发现一座长方形城址。城址东西500米，南北宽320米。城的东南角被明代新郑县城打破。其北、西两面墙基在地下保存较完好，东、南两墙基均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墙基系用夯土筑成，宽10-13米，在北墙和西墙中部，分别探出一个宽约3米的缺口，缺口中间有古代道路通过，推测可能是城门遗迹。调查者认为是韩宫城遗址（23）。
　　1997年3-12月，我们曾对"宫城"中心的大型建筑遗址进行局部试掘，遗址均于汉代层下，揭露的范围内都是夯土，我们配合探沟方找出了房基的四边，知夯土台基南北长114米，东西宽97米，面积11058平方米。从规模看应是城中的主要建筑基址。这一带在汉代是陶窑烧造区，夯土破坏严重，房基上丢弃的石柱础成堆成片，仅个别石柱础和带有花纹的凹槽铺地砖尚保留在原位。在房基上我们发现有战国时期的排水陶管道和并连的蓄水井和饮水井。井都用陶井圈叠砌，还有一定数量的灰坑窖穴等。在房基西北部还发现一段长20米的砖砌排水道，房基上还散落有大量的战国陶建筑材料，筒瓦、板瓦和砖等。在房基的中心处，也是城的正中心，出土一件圭形石碑，还有房基的东南部出土一件战国青铜圆壶。这些出土物与夯土台基同时，对于确定城址性质极为重要(24)。
　　圭形碑，为黄灰色花岗岩，顶为圭形，长方体，前后两面磨光，中部偏下有一圆穿，上部左右两侧有突出的不等长半圆形翼。碑根部为毛石，竖斜尖状。碑高3.26米，中部宽0.45米，厚0.26米。《说文解字》说："碑，竖石也。"《仪礼·聘礼》说："宾自碑内听命"。"宾降自碑。"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阳阳也。 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宗庙以石，窆用木。"《礼记·祭义》："君牵牲……即入庙门，丽于碑。"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王萧云："以 贯碑中。"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碑起源甚早，大概在西周时就已产生。宫中之碑是用来测日影，辨晴阴，而宗庙之碑，是用来"丽牲"。碑在夯土基址的正中心，夯基又在城的正中心，其建筑当座落"中庭"之位。故而认为这座小型城址不是韩之"宫城"，应是韩的宗庙神墙，圭形大碑，当是宗庙之碑，而发现的铜壶，理应是韩宗庙的祭器。该城址的位置正好在韩宫城前方偏左的位置，合《周礼·考工记》："王宫前方，左宗庙，右社稷"的方位。
　　该碑的发现，不仅为小城址及其建筑性质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石碑和所知周代唯一的宗庙碑，也是解决石碑起源和碑刻分类的重要佐证。韩宗庙位置的确定也证明了韩国宫城和宫殿较早成为座北面南格局的先例。

三、韩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

　　1982年在新郑市税务局家属院，发现了战国大规模的建筑群和清理出二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其中一号房基在建筑群址的南部偏西侧，南北残长46米，东西宽28米，总面积为1288平方米。其东、西、南三面保存较好，北面一部分被路沟破坏。房基上南北向东西排列两排大型磉墩（柱础）每排8个，共16个。房基周围是宽约5米的夯土墙基，在房基南部另外发现有4个廊柱磉墩。据杨鸿勋先生鉴定，认为是这一大型建筑群中的配殿(25)。
　　1995年8月-9月间，为配合新郑市修建阁老路工程进行发掘，还清理一座保存状况较好的战国夯筑房基（编号ZHIF6）。该房基位于宫城内的西南部，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21.4米，东西宽7米，面积为149.8平方米。夯基上南北向东西排列两排石柱础，共18个。西北角还残留有筒瓦叠垒起来的墙裙，保留高度40厘米。房基东北部外侧，有三节相套的陶水管道，应是建筑排水设施的残留。房基西沿边发现有南北向的一条活动路面，似与房前的廊道有关(26)。
　　战国时期的宫殿建筑，正规发掘出来的很少见，这两处夯土建筑基址的发现，无疑为战国时期的建筑技术两处建筑群的组合关系、布局、性质等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四、韩宫城中的冰井窖藏遗址

　　1965年春，我工作站对郑韩故城进行勘探普查中，在阁老坟村东北（宫城东北部），发现一处特殊的地下建筑设施，发掘者认为是地下冷藏室遗存。这一地下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口略大于底。四壁为夯筑，口径南北长8.7米、东西宽2.8-3米，残深2.24-3.35米。出入地下室的通道在室南面偏东侧，为南高北低的13层台阶，通道长7.3、宽0.58-0.70米。地下室底部偏东侧，南北一线排列着用陶井圈叠砌而成的5个井形地窖，井底都是用料礓石掺粘土夯打的基础。大概是为了室内的清洁，冷藏室四壁涂抹一层草拌泥，近墙根粘贴有方形凹槽砖。室内地面亦经夯打并铺有一层凹槽砖，地下室4角都发现有柱洞，推知其顶部是有建筑物的。
　　5眼井窖的功用，从构筑于地下，注重保温和清洁，显然与冷藏食品和保鲜有关。发掘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牛、羊、猪的骨骼，其次还有鹿、鸡的骨骼。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出土物的二分之一。所以认为是战国晚期储存肉类为大宗的地下井窖遗迹，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了"吏"、"官"、" 公"、"左月朱"等铭文，其中的" 公"、"左月朱"都与宫廷的膳厨职官有关。显然地下室与井窖为韩国宫廷所拥用。这一遗存据有关专家研究认为是古代为食物保鲜而建的冰井遗存(27)。

五、韩手工业作坊遗存

　　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的手工业在郑手工业的基础上，又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制骨、铸铜、铸铁、制陶等手工业作坊规模不断扩大，作坊林立，著名的有大吴楼铸铜遗址、中行铸铜和铸铁遗址、仓城铸铁遗址、梳妆台铸铁遗址、人民路制骨遗址、能人路制陶遗址和冯庄制陶遗址等。
　　大吴楼铸铜遗址是韩国在郑国铸铜遗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经数十年来的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熔铜炉残块，耐火砖、耐火炉衬，各种陶范及铜炼渣、木炭屑等。知其是一处既铸各种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钱币的遗址。1983年在该遗址的东南角，曾出土楚殊布范和连布范4件，是铸范中的稀有珍品。1992年又在该遗址的南部，首次发现韩国"公"字布范和异首布范，其中有"涅金"布面范1块，背范2块，"公"字锐角小布面背范各一块，还有赵国的"焛"字圆首圆肩圆足布面范1块和一大批钱腔、浇口等。除发现铸铜遗存外，还发现有大量的铁炼渣，铁生产工具范、熔铁炉块、鼓风管等。证明战国时期，铸铜遗址曾有一定规模的铸铁生产(28)。
　　另一处铸铜铸铁遗址在中行郑国祭祀遗址附近，面积尚不详，也是在郑国铸铜遗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到战国时期，韩国在这里除铸钱外，还大量铸造铁生产工具。这里不仅发现有战国熔铜炉残块，还有熔铁炉的残炉壁和炉底等。出土有带钩母范，各种生产工具削、钁、锄、锛、凿、刀、条材等陶范，也有大量的铁炼渣和用残锄板贴附的炉衬等。说明在郑铸铜遗址之后，韩曾利用此作坊进行铸铜和铸铁生产。尤其是在该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三晋钱范，有赵国的圆首圆肩圆足"焛"、"离石"布币范及韩国的异形布范，魏国"梁正金百当寽"桥足布范，"安阳"等方足布范，赵国的"甘丹"刀币范和各式桥形币（璜）范等。基本涵盖了三晋地区钱范的大部分类形。其数量较多，保存较好，为其它列国所不见，这不但是钱币铸造技术与钱币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发现，也为古钱币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29)。
　　战国时期郑城内的铸铁手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韩国的冶铸铁技术，在列国中处于较领先的地位。最著名的有西平的棠谿，南阳的宛冯（今黄河北温、沁、济源一带）。而郑城内的遗址当属仓城铸铁遗址，其面积约16万平方米，20世纪60年代，曾在遗址南部发现有砖砌的烘范窑，熔铁炉底和鼓风井多座，还出土有大量的铸铁陶范及其范芯，计有钁、锄、镰、铲、锛、削、刀、剑、戟、箭杆和带钩，尤以钁、锄工具范为多，说明铁生产工具在当时已大量使用。这些发现对于战国铸铁手工业状况与水平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出土的铁器证明，韩国生铁冶炼工艺发明较早，生铁柔比较先进，特别是发现的球墨可锻铸铁把我国球墨铸铁出现的年代提前了200年左右(30)。
　　新郑人民路制骨遗址，是春秋时期就已形成的制骨作坊遗址。战国时代韩亦沿用。1965、1989年曾两次进行一定规模的发掘。出土的骨器成品有锥、抿、匕、簪、棍、珠、环、管、针、具、镞、扣、帽、六棱和八棱器、蝉形器、耳勺、骨仿贝、骨珠等二十余种。制骨半成品有棍、饼、针料、异形板料等。通过发掘，使我们得以认识制骨遗址的性质和内涵。制骨作坊中不但生产日常生活用品，也生产加工明器，制品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为贵族所享用，而骨贝、骨珠、骨耳塞、鼻塞等都是明器随葬用(31)。
　　韩国的制陶作坊遗址，数十年来在郑城内发现的战国窑址很多，但生产规模较大的仅有三处，一处在东城内的大吴楼村东北，予新药厂后院，另一处在东城东北部的能人路上，再一处在城南冯庄村东。
　　豫新药厂制陶作坊遗址，1972年3月发掘，揭露面积148.5平方米，发现了一座制陶作坊房基，还有与制陶作坊有关的砖砌的泥料池、陶容器和制陶工具刮板、陶拍、陶桶等，在陶器上还发现有"左城"二字(32)。
　　能人路制陶遗址，2002年夏-2003年春发掘，目前已发掘陶窑三座，作坊遗址近万平方米，展示了该作坊从盘泥、制坯，到凉坯、入窑烧造的整个工艺流程。至今作坊中还保留有大中小各类陶排水管道，陶水器和盛貯器等。在烧造的器物上常钤印有陶工姓名或职官名称，如"郑右城司工"，由此推测这一规模宠大的作坊遗址，可能是当时韩国官营的制陶作坊(33)。
　　冯庄制陶遗址，2002年秋-2003年春发掘，发掘面积约万余平方米，制陶的时间可追朔到春秋时期，战国以后不但继续烧造，而且规模扩大，这里发现的战国陶器甚多，发现陶窑27座。由于是烧造生活用器，一般窑体较小，为2米左右。窑室附近有较多的瓮形窖穴，长期烧造中遇见的次品陶器，如豆、钵、盂、罐等都丢弃于坑中，一坑中有数百到上千件之多。同时还发现有大量的三角形支烧，垫饼等窑具，这在国内同类窑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里的出土物以数以万计，始终没有发现官方印记，推测是一处民营的制陶作坊遗址(34)。

六、韩国墓葬区的发现

　　韩国墓葬区，数十年来多有发现，除侯王陵区在距城略远的近郊之外，其他中小贵族和平民墓区多在城周围地区，较为重要的有周庄、靳洞墓地、人民路东段墓地、烈江坡墓地、蔡庄墓地和大高庄墓地等。
　　韩侯王陵墓区1985年调查发现，位于近郊的暴庄、冢岗、许岗、王行庄、柳庄、宋庄、冯庄、鱼夫冢等地，共发现大型陵墓区9处，中型陵墓区3处，大型陵墓27座，一般大型陵墓都有高大的夯土墓冢，南北双墓道。多者4冢一列，少者三冢或二冢一列，个别墓为弧冢。多数都有附葬的大型车马坑，位于冢之北部略偏东(35)。有的墓地还有一定数量的中小型陪葬墓。王行庄一号墓的马坑曾试掘，坑长32米，宽4米，清理出马骨14排，共56具。显然这些大型陵墓非韩侯王莫属(36)。
　　韩中小型墓葬，城南烈江坡、蔡庄西地、人民路东段均有一定数量的发掘，多是土坑竖穴，也有一定数量的空心砖墓，除少数随葬有青铜器外，大都是陶器，器形有鼎、豆、壶、鬲、釜、钵等。1994年在周庄游乐场、新郑新兴水泥厂、胡庄纺织厂等，曾发掘战墓274座，战国车马坑4座、马坑2座。中小型墓葬，均为竖穴土。中型墓多为一棺一椁，个别单棺，仰身直肢葬，出土有鼎、壶、豆、盘、匜、盒、鬲、釜等陶器，还有铜璜、玉环、骨贝、蚌贝、海贝、包金铜贝、马镳、铜环、铜戈，以及玉、玛瑙装饰品等，小型墓个别有棺椁，多数为单棺，随葬品被盗严重，出土有壶、罐、钵等陶器和圆状玉片、铜璜和海贝等。空心砖墓骨架多无存，随葬品极少，偶有少量陶器或带钩之类。以上大型侯王陵墓的发现，填补了长期不见韩高级贵族陵墓的空白，其它中小型战国墓的发掘，也为研究韩国墓葬制度增添了新资料(37)。

七、韩国铜兵器的发现

　　1971年11月，在东城南部的白庙范村发现了一座铜兵器窖藏坑。出土铜戈80余件，铜矛90余件，铜剑2件，共计兵器180件。其中170余件上都带有铭文，铭文少者1字，多者33字,多见于铜戈的内部或矛的骨交部，分铸款、刻款和先铸后刻三种记铭方式。其中涉及地名的有"郑"、"阳人"、"梁"、"阳城"、"雍氏"、"平陶"、"安成"、"格氏"、"东周"、"长子"等20余处；另一部分则是职官名号，"郑令"、"工师"、"司寇"、"冶尹"和纪年"王二年"、"王三年"、"王十四"等。此兵器坑打破战国文化层，叠压着属于战国的方形竖井。铜戈与铜矛的形制与战国晚期的吕布韦戈和矛近似。铜兵器铭之记年约在公元前310年-前231年的韩襄王和韩王安时期，可知这些兵器时代属于战国晚期。这些兵器及铭文对于战国晚期韩国的历史地理、文字形态、冶铸官署设置、兵器形制和铸造和工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8)。

结 语

　　近40年来，新郑郑韩故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对城内外的各种遗存、墓葬区的分布和内涵都逐渐明晰，研究资料逐年丰富，认识也不断加深。郑韩故城修筑于春秋初期，至战国中晚期韩国又不断地加宽加高，方形成一座规模浩大，墙高沟深，防御坚固的夯筑城址。郑韩两国在城市布局上都保持着内城外郭的制度。郑国在城的方位上沿习座西面东的旧有传统，而韩国在内城中又修筑了宫城，并改变了宫城座向，开创了古代宫殿座北朝南的先河。特别是郑韩两国宗庙、社稷祭祀遗存的发现，从布局到内涵都基本与古文献记载相吻合。郑韩两国的手工业作坊众多，郑国的铸铜工艺精湛，韩国铸铁手工业技术之进步，在诸侯国中都享有较高的声誉。郑国高级贵族的陵墓及用大量车马陪葬的车马坑，都在城内，而韩国的侯王陵墓都在城郊则是郑韩高级陵墓的又一特点。各类墓葬与祭祀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礼乐器，对于研究郑韩两国礼乐祭祀、丧葬制度等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注释：
(21)蔡全法、马俊才：《新郑市郑韩路东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6年。
(2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市文物局：《郑韩故城韩国宫城的调查与发掘》待刊。
(24) 蔡全法、马俊才：《新郑郑韩故城宫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8年。
(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市税务局家属院战国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待刊。
(26)蔡全法、马俊才：《新郑市阁老路东周遗址与古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6年。
(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韩故城内战国时期地下冷藏室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2期。
(28)蔡全法、马俊才：《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钱范、有关遗址及反映的铸钱工艺》、《中国钱币》1995年2期。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国祭祀遗址发掘报告》待刊。
(3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韩故城制骨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0年2期。
(3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制陶作坊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3期。
(33)张可丹：《战国"制陶厂"惊现新郑》，《大河报》2002年10月30日。
(34)张体义、陈开颖：《发现春秋战国大型陶作坊》，《大河报》2003年元月27日。
(35)蔡全法、宋国定：《新郑县许岗东周墓调查报告》、《中原文物》1987年4期。
(36)1.宋国定：《新郑县郑韩故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7年；2.法定等：《新郑县韩陵V区葬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9年。
(37)蔡全法：《新郑新兴水泥厂春秋至汉代墓葬》；《新郑西关游乐场东周及汉唐墓葬与战国车马坑》；《新郑西关胡庄纺织厂战国及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5年。
(38)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72年10期。

       作者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