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曹操墓”的发掘似乎正带动起一轮“皇坟热”及“考古发现热”。

　　文物的高频“出土”，是否意味着考古进入一轮“高峰期”？

　　其背后，到底是考古发掘的正常状态，还是媒体热炒、公众热捧下的幻象？

　　　　

　　一周“出土”50余项，“不稀奇”

1月22日，四川彭山县村民联名上书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请求对该县莲花坝皇墓进行勘测、挖掘，期望能确认该墓为“刘备墓”。

　　1月27日，四川绵阳发现大规模汉代墓葬群。

　　1月28日，河北赞皇发现北朝墓群。同日，陕西发现2000多年前西汉一位 “国防部长”的大型家族墓园。惊现“千军战俑”，裸俑摆出军阵（见右图   苗波摄）。

　　1月30日，广州发现大型先秦古墓群，出土文物100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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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第一个月，考古新发现频频见诸媒体。仅1月的最后一周，媒体披露的各级考古发现就有50余项，遍布四川、湖北、广东、河北、江西、陕西等多个省份，类似“刘备墓”这样数年未决的“悬案”，在民间掀起一股新的考古热潮。

有意思的是，当媒体和公众对此展开热议时，考古界却不以为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解释说，国家文物局平均每年批准的考古发现就有500项之多，平均下来一天有一两项考古发现也属正常。

“所谓‘文物纷纷出土’，并非稀奇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认为，目前，我国每年开展的考古发掘数以千计。在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上的信息，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官网“考古发现”一栏中，记者发现，今年一月已收录的文物出土新闻有25条，2009年12月有28条，2009年11月有37条，2009年10月则有40条。

上述专家笑着说，现在“集中出土”，“也许是因为此前的媒体和公众不怎么关注考古，现在关注度高了，‘曝光’多了吧”。事实上，媒体已经成为考古发现高频曝光的“推手”与“载体”。在众多媒体参与下，以“曹操墓”相关新闻为契机，普通民众燃起了对考古的关注。近年来不断升温的收藏热，使考古学对于普通民众已经不再是看不懂、说不得的“纯学术”。

　　抢救性发掘成考古发现“主力军”

不过，一周50余项的“考古发现”，也呈现一些新特点：在诸多考古发现中，有的是在已发掘多时的遗址中又有新发现，有的是抢救性的发掘，有的则来自于民间上报。而“抢救性发掘”最为突出。备受关注的河南安阳“曹操墓”，正属此类。

据了解，由于重大水利工程和城市基础建设，使得抢救性发掘成为考古发现的主力军。尤其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推进，加快了沿线各地方考古发掘的进程。比如，在南水北调工程河北赞皇段，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现了9座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古墓。其实，2004年南水北调线路文物调查时就已发现该墓群，但正式发掘则是从2009年10月中旬开始，而在近日发布完成了4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清理。

1月26日结束的湖北荆门市严仓战国古墓抢救性挖掘，也是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引江济汉工程。在历时三个月的发掘中，除发掘出大量的竹简外，最大的发现就是一辆战国时的指挥战车，战车内还有戟、戈、旗杆、军乐器等均是首次在楚国车马坑中发现。

另有一批墓葬则是因城市建设而得见“天日”。比如，从2008年8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配合基建，对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东原的高等级汉代家族墓进行了发掘。2010年1月28日，才对外发布发掘进展。

　　走出“出土高峰”的误区

　　面对近一段时期的“出土高峰”，专家呼吁，需要走出三个误区。

　　其一，“出土高峰”并不等于“考古学黄金期”。

许宏认为，考古学的黄金期并不是以发掘数量为标准，而是以有无重大研究成果出现为标志。考古发现重要不重要还要看它的研究价值大不大，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大遗址发现为例，挖掘已进行了50年，但研究成果依然只是阶段性的。

　　其二，文物出土并不必然带来经济效益。

面对密集“出土”的考古发现，不少人揣测，这与考古发现尤其是“皇坟陵墓”背后的经济利益有直接关系。很多地方政府如此热衷文物发掘，难以抵抗的还是旅游等经济效益的诱惑。但杜金鹏不认同此说法。他认为，很多考古发现的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正比。有些考古非但不能为当地政府带来经济收益，相反，还可能因为文物保护的高额投入成为当地的负担。

比如，尽管“秦始皇陵”享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盛誉，为西安带来了极大的文化和经济收益，但是自1974年到2009年的三次发掘，发掘和修复的巨大投入等问题，更引人注目。据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介绍，仅仅8个俑的修复和维护就花费了十几个人6年多时间。

　　所以，他提醒一些地方政府，与文物出土带来的出名相比，文物保护的费用更应成为当地政府需要考虑的经济账。

其三，公众关注对考古学发展是柄双刃剑。借由文物出土而出名的不仅有地方政府，还令一些考古学专家从学术象牙塔走到了公众面前。公众的关注能成为考古学发展的利好因素吗？

“这是柄双刃剑”，杜金鹏坦言，公众关注考古学，提高了考古学的社会地位，实现了考古学为大众服务的根本目的，也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持续的生命力。但是，考古学研究需要相对安静的环境。媒体和公众的过早关注和过多干预，难免起到某些负面的影响。

　　“作为考古工作者，应该对大众负责。但更应坚守自己的学术道德和学术立场”，他提醒。

复旦用DNA技术验曹操墓真伪已有阶段性进展2010年02月09日 15:23　来源：新闻晚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曹操是否本姓夏侯，这一历史谜团被复旦大学专家初步解开。自复旦宣布拟用DNA技术查验曹操墓真伪后，已有阶段性进展。今天上午，该校召开研究进展情况通报会披露，课题组已经完成历史学第一阶段的研究，研究显示，大致可以排除曹操是夏侯氏的后裔。目前，课题组已经推衍了一份曹操后裔的迁移谱系，下一步将根据谱系确认的重点区域，进行曹姓男子的DNA采样。

　　历史考证曹操非夏侯氏子孙

传说曹操父亲曹嵩原姓夏侯，后来成为大宦官曹腾的养子而改姓，曹操实际是夏侯氏的后人。对此，复旦历史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韩昇教授释疑道，曹操并非夏侯氏后裔。

据了解，有关曹氏家族的溯祖追宗，《三国志·武帝纪》是这样记载的：“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点明了，曹操之父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至于其“生出本末”已不可考。

而“曹氏源于夏侯氏”一说，未见陈寿本传记载，乃是出于裴松之所注。裴注云:“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之叔父。太祖于夏侯为从父兄弟’”。据了解，三国史学者都熟知，裴松之注虽然可以作为陈寿《三国志》的补充，然其收集的稗官野史，当中的讹谬乖违之处不可尽信。

“古人的过继原则，都是从宗族中其他家的孩子过继到自家作为自家的子嗣。而根据历史考证，曹腾虽然是宦官，但是他是有兄弟存在的。多项历史考证可以排除曹操来自夏侯氏。”韩昇教授说。

　　曹操后人迁移图推衍

随着该课题组历史学第一阶段研究的告一段落，下一步将从原来同时征集曹姓和夏侯姓男性参与DNA检测，转而偏向重点征集曹姓男性的DNA。然而全国曹姓男子数以百万计，要找到曹操的后代，这是否是大海捞针，何况曹操的后裔是否真的存在呢？

韩昇教授说，传说司马氏西晋篡魏后，对魏皇室和曹氏宗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但据考证并非史实，曹操的子孙后代大量繁衍。根据文献，从两汉的曹姓可以一直追溯到宋代，而根据现存的曹姓族谱从近代往前推，确切可以追溯到明代。唯独中间的断档记录难以确定真实性。为此，复旦专家从全国搜集曹姓家谱，希望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一份完整的家谱其实是很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家谱研究，可以划定更接近曹操后裔的采样地点。 ”

　　已确立三处DNA采样点

据介绍，复旦已经大致确定了三处最接近曹操后裔的DNA采样地点。其中最重要的地点是汉代的沛郡(现为江苏北部、安徽、河南交界的地方等)，因为这里曾是曹操主要的活动区域。其次是长江沿岸流域包括浙江、湖南、江苏、上海等地。根据现有族谱分析，曹操后裔大量迁移至此地区。此外，山东靠近江苏地区这里也有不少曹氏人群自称是曹操后裔，也将作为接下来DNA采样地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