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国丑造像，隋开皇二年（582年）造，石灰岩质，通高190厘米，宽100厘米。原存地不详，新乡博物馆早年征集，1997年入藏河南博物院。
荀国丑造像，石灰岩雕造，为莲瓣形背屏式一佛二菩萨三尊造像，保存完好。造像主尊高肉髻，面相丰满略长，方颐突出，大耳贴面，凝神闭目，鼻高且直，两唇轻合，嘴角内敛，微带笑容，表现出佛陀慈悲宽广的胸怀和宁静坚毅的神态。头后的圆形头光与身光相连，头光内刻缠枝莲花和忍冬纹。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右边衣襟甩向左臂绕肘下垂，束腰结带，两手拢于腹前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衣裾覆搭座之上部，衣纹呈对称式分布。须弥座束腰处，两侧各雕一裸上体着长裙的力士，双手上举，承托座案。座下层刻缠枝葡萄纹。二菩萨头戴宝冠，有圆形头光，宝缯沿两肩垂下，面相与主尊相同，颈戴圆形项饰，上身赤袒，下着筒状长裙，外着短裙，腰束带打结下垂，帔帛绕肩沿身侧垂下，粗大的珠串璎珞从左肩斜披而下,一手屈肘于胸前，手握花蕾；一手下垂握璎珞，跣足立于莲座上。佛与菩萨身后的莲瓣形大背光，由两株高大的菩提树相向聚拢组成，在茂密的菩提树枝上，分三层雕佛像8身，上层雕交脚弥勒菩萨，下两层雕七佛禅定而坐，对称分布，均有圆形头光。另有葡萄、供果等物。造像原饰有彩绘，现已大部分脱落，尚能看出浅淡的赭红底色。造像背后素面无饰，下部佛座处刻造像记及题名，录文如下：
大隋开皇二年岁次壬寅二月八日，合邑诸人等敬造释迦石像一躯，上为四恩三有，共成佛道。
都像主荀国丑、像主郭延兴、像主谭如子、像主车子产、像主荣清楷、像主侯头儿、像主李洪贵、像主王珍宝、像主杜长雄、左箱菩萨主张子璨、右箱菩萨主荀那顺、都斋主荣定国、斋主田仲达、斋主张子璨、斋主苏野又、大邑主李洪贵、都唯那卢恶奴、唯那郭春儿、七佛主解达、邑子席景邕、邑子董万岁、邑子马孝英、邑子王嵩颙、邑子侯天瑗、邑子孙伯垄、邑子胡罗汉、邑子王胡儿、邑子赵子尚、邑主荣□□、邑主卢□□、邑主马香儿、邑母孙渐生、邑母王男容、邑母朱好女、邑母赵阿晖、邑母冯阿贵、邑母原容姜、邑母□盆生、七佛主陈叔女、邑母彭女赐、七佛主刘女尽、邑母田无访、邑母陶顺妃、邑母孟阿胜、邑母旷英妃、阿弥陀像主家妙姿、邑母郭长妃、邑母张钟儿、邑母王敬妃、邑母张苟生、七佛主孟姜儿、七佛主荣舍奴、七佛主侯神和、七佛主法敬尼、弥勒主野晖尼、邑子赵士昂、邑子张养信、邑子徐七郎、邑子孙长雄、邑子荀老女。
由题记可知，该造像主尊为释迦牟尼佛，而题记中“阿弥陀像主家妙姿”所指阿弥陀佛在造像中并没有雕刻，或者是供养者误将此像主尊认为是阿弥陀佛，或者是供养者出资雕造阿弥陀佛，而此像未能雕出，或者是另外雕造一佛，不论是哪一种可能，都说明释迦牟尼信仰和阿弥陀佛信仰都是当时重要的信仰对象。题记中出现了“邑母”之称，在北朝造像中不曾见到，这是在北朝邑社组织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综观整个造像，其莲瓣形背屏式三尊造像，在河南境内的石刻造像中多出现于北魏晚期，随着东魏、北齐造像碑的盛行，这种莲瓣形背屏式造像就不再流行了，由此可见，荀国丑造像在整体造型上继承了北魏造像的形式，并将背屏雕刻的装饰题材用菩提树取代了前期流行的火焰纹，是对北魏造像的继承和发展。在雕刻技法上，由直平刀法表现细部衣纹，发展为向下凹入的新圆刀法来表现衣纹，衣纹简洁洗练，神态肃穆自然。在上承北朝晚期造像风格，下启盛唐造像特点中，无疑是一件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品。
隋代的统一，结束了近300年的战乱和分裂，同时也为中国佛教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隋朝的两代帝王都对佛教采取扶植政策。隋文帝杨坚出生在寺院内，（且）从小由尼姑智先抚养长大，而且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曾得到佛教徒的帮助，因而他较早就信奉佛教并在即位后采取了较为宽和的佛教政策。他们在位时，鼓励出家，致使僧尼数量大增，还大力修经、造像、建寺，着意复兴佛教。文帝和炀帝还请名僧为其授“菩萨戒”，帝王也成了佛门弟子。当然，隋文帝、隋炀帝主要还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并且是在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之根本的前提下复兴佛教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度僧方面，文帝于开皇十年（590年）听许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信众志愿出家，一时受度的多达五十余万人。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并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及禅定等寺，据传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
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后，令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后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寿元年（601年），在他六十岁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国三十州立塔，请名僧童真、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寿二年（602年），在佛诞日，请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国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寿四年（604年），也是在佛诞日，令在三十州增设宝塔，请名僧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前后立塔一百多所。
在造像写经方面，据传从开皇初到仁寿末（604年），建造金铜、檀香、夹纻、牙雕、石雕等佛像大小一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并且在开皇二十年（600年）严禁毁坏、偷盗佛像等。又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
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事务。他于开皇元年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七年（587年）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十一年（591年）又诏灵裕为国统。在地方设置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僧官。
文帝对于佛教义学的提倡，主要是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一、涅盘众，二、地论众，三、大论众，四、讲律众，五、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
隋炀帝杨广（605-616年在位）也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在这时期，还有一种依佛制供设斋食的集会，即所谓“斋会”，在纪念、庆祝、祈愿等时节举行，如文帝于开皇八年（588年）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既而又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仁寿元年（601年）遣名僧送舍利到诸州建塔时，也命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等。其次，炀帝为晋王时，于开皇十一年迎请智顗到扬州，设千僧会，受菩萨戒；智顗于开皇十七年入寂时，遣司马王弘到天台山设千僧斋；又于大业元年智顗的忌日设千僧斋等。此外开皇十四年，武卫将军索和业舍宅为寺时，沙门法藏（548-629年）率众精勤行道，设万僧斋。荀国丑造像记中有“斋主”之称，说明造像时也曾设过斋会。
此外，民间信仰组织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家佛教徒信众中，有一种称为“义邑”（又作‘邑会’，由共同出资或出力营造佛像等关系而成立，在北朝时已经出现。）的信仰团体，还有一种和它类似的“法社”。这是因为隋代复兴佛教，造像的风气超越前代，义邑组织相当发达。义邑的成员有时多达一、二千人。和它相类的法社，则是由贵族、达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组成的团体。故义邑需要有教养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而在法社除“俗讲”等外，则无此需要。义邑与法社都期望往生净土。关于实际修行，则二者除皆重视戒律而外，法社更偏重修禅。造像记中的“邑主、邑母、邑子”等，则反映了“义邑”信仰团体的内部结构。
隋代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佛像至今遗存尚多。隋代佛造像的主流明显地承袭北齐北周造像风格，以邺城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和以长安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等地），是隋代佛像发现较为集中的地区。隋代佛造像在继承北朝造像风格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本朝格式并向唐代造像风格过渡，具有承上启下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往往表现为以长安为中心的西部地区的隋代造像仍然保留着北周造像的风格，不论佛、菩萨等，一般仍感觉比例略显失调，往往头大身小，腿稍短，造型略显板滞，动感不强。体躯壮硕，有厚重感。佛像肉髻较为平缓，面部丰满，衣纹较为浅薄，躯体饱满。（图1隋代金铜佛立像）菩萨的冠高低适中，璎珞的颗粒粗大，下垂过膝，宝缯和帛带也均向两侧低垂，缺少飘逸的动态。[1]（图2 隋代金铜菩萨立像）而隋代至唐初洛阳地区佛教基本继承北齐邺城地区佛教思想。龙门开皇年间开的小龛像在龛形、造像组合、造像风格方面还沿袭北齐特点。荀国丑造像背屏上的菩提树，继承了南响堂山石窟中的菩提样式，与河南博物院藏隋开皇二年（582年）邴法敬造像碑（图3 邴法敬造像碑）上的菩提树龛类似。荀国丑造像中的释迦像上平行竖条纹的佛像衣裾，在龙门隋代佛像中多有表现。[2]
图1 隋代金铜佛立像
图2 隋代金铜菩萨立像
图3 邴法敬造像碑
荀国丑造像是隋代中原地区佛像的代表之作，在艺术风格上，开始走向世俗化、本土化，形体丰满，身躯厚重，一改北朝的清瘦之风，姿态也变得丰富生动，略带微笑，庄严慈祥，具有文雅、细致、清新的特点。北魏迁都后出现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潇洒飘逸的士大夫形象，到了隋代增加了敦厚恬静的仪容，并且与北朝相较，其造像衣纹不再沿用外来样式的装饰性平均布局，而是随形体转折进行塑造，显得疏密有致。这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和中原艺术的创作观念，写实技巧的发展使佛的形象更加接近现实中的人，方脸直鼻的外来形象减少，具有中原人相貌特征的形象增加。这种雄迈劲直，富有清新开朗的面貌，标志着中国佛教艺术由南北朝晚期经隋走向盛唐向上发展的阶段，我国的雕塑艺术由此拉开了更加灿烂的序幕。[3]
河南隋代石窟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豫西北地区，分别是位于安阳市西南30公里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窟；位于沁阳市西北约30公里的悬谷山隋代千佛洞一处；还有位于博爱城北9公里的石佛滩隋代摩崖造像；位于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隋代小龛等。这些隋代石窟摩崖像和散存于全省各地的石刻造像，见证着隋代佛教在河南的发展历程。
大住圣窟，位于灵泉寺西0.5公里宝山南麓石灰岩断壁上。是灵泉寺石刻群中雕刻最精美，保存最完好的代表作品。石窟开凿于隋开皇九年（589年），为齐隋名僧灵裕创始。坐北向南，为三壁三龛式窟，。窟门为尖楣圆拱形，门楣上方隶书“大住圣窟”4字。门左右各浅浮雕一护法神王像，左为“那罗延神王”，右为“迦毗罗神王”。（图4 大住圣窟神王像）均头戴战盔，两颊长须飘垂胸前。帔帛绕肩沿身侧飘然下垂。一上身赤裸，一着甲胄，均着战裙，手持短剑和长柄三股叉，分别足踏卧牛和卧鹿。窟门外两侧刻佛经多部，主要有《叹三宝偈言》、《法华经•分别功德品》、《胜鬘经》、《大集经•月藏分•法灭尽品》、《妙法莲花经偈言》以及《二十五佛名经》、《三十五佛名经》、《五十三佛名经》等。窟门上方刻有大隋开皇九年的开窟纪年、用工数目、窟内造像内容及佛名等摩崖题记。窟内平面略呈方形，穹窿顶，中刻莲花藻井，周围刻飞天6体，头梳发髻冠，上身袒，下着裙，足外露，天带飘荡，体态轻盈。东、西、北三壁各开一圆拱龛，北壁（正壁）龛内雕一佛一弟子一菩萨（图5），头部皆残。主尊为卢舍那佛，龛下壁脚中刻莲花荷叶装饰的博山炉，左右各刻神王4身。龛两边各雕坐佛7尊，纵向排列，佛旁刻佛名。东壁龛内雕一佛一弟子一菩萨，头部皆残，主尊的桃形头光上部镌刻“弥勒佛”榜题，佛龛两边各雕坐佛7尊，均有佛名。西壁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头部皆残，主尊圆形头光上部镌刻“阿弥陀佛”榜题。龛两边各雕坐佛7尊，旁刻题名。南壁窟门右侧减地线刻24尊“世尊去世传法圣师”像（图6），画面上下分为六层，每层4人，相向而坐。均有题名，窟门两侧刻《大集经•月藏分中言》和《摩诃摩耶经中言》两部佛经，隶书体，苍劲有力。
图4 大住圣窟神王像
图5 大住圣窟北壁（正壁）
图6“世尊去世传法圣师”像
大住圣窟的开创者灵裕，《续高僧传•灵裕传》载：“俗姓赵，定州钜鹿人曲阳人。……年始弱冠，闻慧光律师英猷邺下，即往归禀。……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皆博寻旧解，穿凿新异……遂号裕菩萨也。”安东王娄睿造宝山寺使裕居之，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灵裕到长安，为帝、后授菩萨戒，诏为国统。帝且助营宝山寺，改号灵泉寺。大业元年（605年），灵裕终于相州演空寺（净明寺），年88岁，葬于灵泉寺侧。灵裕经历过周武帝的法难，为了防止佛法被灭，于开皇九年入宝山开凿石窟，“名为金刚性力那罗延窟。” 在窟内雕造卢舍那、阿弥陀、弥勒三佛坐像，并镂刻释迦牟尼佛等三十五佛及过去七佛。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罗及那罗延神王，并镂刻多部佛经。这些造像和佛经大部保存完好，对我国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石佛滩摩崖造像（图7），位于河南省博爱县许良乡下伏头村附近丹河东岸的石灰岩峭壁上。丹河源于山西南部，穿太行流经河南北部的河内地区，沿丹河而修筑的丹道，是古代由山西至河南的官道之一，北魏迁都洛阳就由此道进入中原复地洛阳。该地区自北魏以后，佛教盛行，沿太行山保留有许多佛教遗迹，如寺院、石 窟、造像、摩崖等。特别是该地区保留的隋代造像，更给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博爱石佛滩隋代摩崖造像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石佛滩摩崖开凿于隋大业十一至十二年（615－616年），唐开元年间曾有少量续凿，是河南现存的唯一一处以隋代造像为主的摩崖龛像。造像自北向南分布在长约60米的崖面上，崖面陡直。龛像最低处沿于丹河水面，最高处距水面10米。整个造像区按其分布状况，可分为三个自然区，共有造像59龛，造像题记10方。
图7 石佛滩摩崖造像
北区造像位于造像区的北端，共有5龛，分上下两层排列，下层3龛由于长期淹没在水中，不易看见，只有在枯水期方显露出来。五龛形制相同，均为尖楣圆拱形龛，龛楣刻三朵莲花装饰，花蕊垂至龛楣，涡角装饰忍冬，龛立颊雕成束莲柱样式。龛内雕像除下层最北侧龛内雕一立式菩萨外，余均为一佛二菩萨三尊式造像。上层龛左侧及下层龛南侧各有一方“大隋大业十一年……同义寺……敬造阿弥陀像二铺”造像题记。
中区位于整个造像群中部，为该摩崖造像的集中区。在南北长约15米，高约10米的崖面上，雕凿像龛50个，另有2个未成龛。龛像自上而下分为六层：第一层，并列两龛，尖楣圆拱龛，龛楣刻莲花装饰，立颊作方柱形，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第二层雕15个龛，为一大一小相间排列，均为尖楣圆拱形龛，龛楣饰莲花与忍冬。7个大龛内均雕一结跏坐佛，是为七世佛，8个小龛内各雕一立姿菩萨，为佛之胁侍。第三层共24龛，分南北两段，北段15龛，均为圆拱形小龛，龛内各雕一坐佛，南段一列9龛，龛形与北段相同，龛内造像亦为一坐佛，应是千佛题材的表现。第四层龛位于上层龛南段下方，靠北的一龛为尖楣圆拱龛，龛形与龛楣装饰基本与第一区相同，龛内雕一立姿菩萨。龛右侧有“隋大业十一年四月八日敕赐同义寺记”一方，字迹清晰。该龛南侧3米处并列雕2个尖楣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此二龛的北侧有一未成龛。第五层有一龛，位于第三层龛北段列龛下方2米处，龛形与第四层龛相同，内雕一佛二菩萨，龛右刻“大业十一年甲申月”题记一方。第六层有5龛，最北端一龛内雕一立菩萨，其旁一小龛内雕二立姿菩萨，剥蚀较甚。其南边一小龛内雕一菩萨。该层南侧并列雕二尖楣圆拱龛，龛楣雕刻较好，特别是两龛龛楣相交处的石榴花与忍冬图案雕刻尤为精美，两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其右侧有“大业十一年……敬造阿弥陀像一铺”造像题记。
南区造像靠近崖壁尽头，该区北部上方雕有1龛，龛内雕一佛，形制粗糙，为后世所为。崖壁北部尽头有3个尖拱龛，正中一龛雕一尊坐佛，余二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旁“唐开元廿一年……敬造阿弥陀像”题记一方。（图8 博爱石佛滩摩崖造像）
图8 博爱石佛滩摩崖造像
从造像内容和题材可以看出，石佛滩摩崖造像与太行山北段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及安阳灵泉寺石窟中的同时代造像同属一个体系，在造像内容上，有一佛二菩萨、单身坐佛、单身立佛、单身菩萨、七世佛、千佛等不同形式的造像。从题材上看，凡造像题记中所提到的均为阿弥陀佛以及观世音造像，说明阿弥陀净土信仰在此时已很盛行。因此，石佛滩造像可谓是唐代净土宗信仰广泛传播的肇始。
参考文献
[1]金申.历代佛像真伪鉴定.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1月第1版.
[2]梁银景.隋代佛教窟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2月第1版.
[3]唐培松.隋代佛教雕塑艺术之管见.新西部下半月，2010（12）.
菩提树作为佛教造像中常见的装饰物，有时作为佛龛的龛楣，使之成为树形龛，有时出现在佛像的背后，成为佛像的背屏，如荀国丑造像背屏装饰的菩提树背屏。这种菩提树究竟寓意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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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源格，女，河南财经学院文秘系毕业，本科学历。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图书资料部，文博馆员，着力于图书期刊管理及文博研究。
王景荃，男，河南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研究员，着力于石刻艺术、佛教考古、博物馆陈列等方面的研究。
